飛機飛過換日線,下個停靠點是成田機場。我閉上眼,像倒帶般,返回了自己初始的命運。從有記憶開始,我就懷疑自己的存在,更畏懼人生的盡頭便是死亡,這些懷疑和畏懼曾經使我在人生的起點便裹足不前,對悲傷特別敏感,所以從小我非常愛哭。
台灣,對我父母而言是異鄉,他們比發生在1949年的那次大遷徙更早來到島上,他們經歷過228和白色恐怖,不少親友在這樣肅殺的氛圍中受難。他們對孩子耳提面命:不要介入政治,只要拚命讀書,早日成為公務員或老師就安全了。我在美國讀書時遇到一位背景相似的朋友,苦口婆心勸我不要回台,「台灣最後終將屬於台灣人的。我們沒有份。」
在台灣出生的我,沒有這位朋友那麼清楚的洞察力。進入小學後我很快就學會了閩南語,因為同學們很多是從南部來的,從來沒有把我當成另一種人。父母親的異鄉成為我的故鄉。當弟弟在美國拿到博士學位,決定留在美國時,爸爸非常生氣的和弟弟吵了一架。他常說,他就是我們家族的開台始祖。
從不信可改變世界
所以當我有了孩子後,常提醒孩子們:「有根壤和故鄉的感覺是很重要的,不管將來你們要不要留在台灣生活、工作,但是走到天涯海角,當別人問起你從哪裡來,你是哪裡人時,你們都要理直氣壯的回答說,我來自台灣,我是台灣人。」
19歲那年,我考上公費的師大生物系,父母大大鬆了一口氣,這是多麼安全、美好的人生?可以遠離政治和是非。不幸的是,22歲時的我又多了一種可能,因為我用小野當筆名成了別人口中的青年作家,令父母極度不安。尤其是爸爸,經常扮演思想檢查者,提醒我蜻蜓不要寫紅蜻蜓,天空不要寫灰暗的。「很多人就是這樣被槍斃的。」爸爸憂愁的警告。
所以,在這樣強力控制的戒嚴時代和特殊家庭背景長大的我,從來不相信自己可以改變歷史,可是在30歲後,在每一次可能改變歷史的時刻,我從來沒有缺席,包括電影、電視、教育、文化、環保、民主、歷史等改革和重建運動。因為,我曾經承諾孩子們,當他們說自己來自台灣,是台灣人時要抬頭挺胸理直氣壯。因為,我也承諾我自己,當有一天要離開這個世界時,能光榮離去,因為我已經盡了力。
就要回家了。我好像睡著了,夢裡好像又哭了。
《日與夜系列5》
小野《青出於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