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關明年全球經濟預測的報導，難免會讓人會產生認知衝突，亦即國際主要機構明明預測2016年全球經濟成長會優於2015年，卻又曖昧地暗示看壞景氣的訊息。
原因就在於明年國際原物料價格維持低檔，固然對以原物料出口為主的新興經濟體造成衝擊，但畢竟全球大部分國家都是原物料進口國，且對原物料價格下跌的所得彈性較大，而原物料出口國所得彈性亦較低，以致於原物料價跌仍有助於全球經濟。再加上全球仍保持寬鬆貨幣環境，尤其是聯準會宣布將以「逐漸」（gradual）的速度升息，而歐、日央行又在12月擴大寬鬆貨幣政策後，2016年全球又將是錢淹腳目的一年、經過3個季度左右的去化，全球製造業本波庫存調整循環似乎已接近尾聲，近日台積電與FedEX兩大電子業與物流業代表性廠商即公開送出相關好消息，以及明年已開發國家財政撙節程度可望較今年減輕等利多因素，皆讓看似風險甚多的全球經濟可得過且過。
問題是這些利多因素創造出的成長加快，只是一種假象，就像是寒冬中偶而一見的太陽。因為隨著聯準會啟動升息循環後，寬鬆貨幣環境將慢慢地落幕，全球經濟又面臨新興市場光環不再、投資動能不振及人口老化等三大結構性問題，且對經濟下拉的力量越來越大。一旦結構性問題的力道超過前述的利多因素，全球經濟將重回下滑狀態。
先就新興市場來說，金融海嘯以來，該等經濟體的亮麗成長主要是憑藉著中國的大量投資、高原物料價格及舉債。如今，這三股力量將反轉為拖累其經濟表現的力道。以中國而言，自2010年度過人口紅利高峰後，隔年起經濟成長便持續下滑至今。因為當人多成為過去式，企業營運增長的難度就大幅提高，尤以需求所得彈性不高的產業為甚，加上中國有嚴重投資過剩的問題，在需求停滯而供給增長下，競爭更為激烈，進而出現名目經濟成長率下滑遠較實質經濟成長率為快的通縮環境（名目GDP成長率從2011年第2季的19.6％，快速下滑至2015年第3季的6.2％，實質GDP成長率則僅從9.9％減速到6.9％），讓企業經營困境加劇。同時，波士頓諮詢公司研究指出，2004年中國人工成本只有台灣的45％，但2014年已提高至93％。因此，在與企業收入攸關的名目GDP成長驟減、與成本連動的勞工薪資快速上漲下，在中國的企業頻傳經營益發艱困的感嘆，經濟持續降溫自非短期內可逆轉。
再者，金融海嘯過後，全球寬鬆的貨幣環境讓多數新興經濟體過度舉債，即便這些國家沒有出現金融危機，卻也會因舉債刺激經濟的邊際效用遞減，而削弱寬鬆貨幣政策的效果。更令人憂心的是，許多新興經濟體企業過度舉借外幣債務，且借款主體多為資源型企業，在聯準會升息後的強勢美元環境、OPEC大打價格戰爭下的低原物料價格，將弱化這些國家與企業的償債能力，甚或造成金融危機。而近年全球經濟成長率多由新興經濟體貢獻（2013年為73.6％，2015年為56.8％），一旦這具引擎明顯轉弱，對全球經濟的影響頗鉅，更遑論過去新興市場是全球資產配置荒下的重要資金歸宿，其經濟失色可能會牽動資金大量移動，引發全球性的金融問題。
第二個全球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就是投資不振，在明年景氣能見度不明下，很難期待趨勢會逆轉。而投資不振既會壓低各國進口，使貿易導向的國家受到重創，亦會讓資本存量累積不夠，進而拖累潛在經濟成長率。資料顯示，OECD國家潛在經濟成長率已從1991～2000年平均的2.8％下滑至1.6％。在2016年已開發國家負向產出缺口縮減下，其經濟成長加速空間有限。
至於，人口老化問題雖是全球經濟的慢性病，卻也是前兩項結構性問題的擴大器。因為，人口老化會讓需求不足的問題愈趨嚴重，使中國少了出口市場，經濟成長進一步減速並拖累新興市場，廠商投資意願將更不足而拖累貿易活動與潛在經濟成長率。難怪今年11月，德國權威經濟調研機構（Ifo）對全球逾千名經濟學家的調查，將需求不足與對各國政府經濟政策缺乏信心，並列為當前全球經濟最嚴重的兩大問題。
由前述分析可知，明年看似穩健的經濟成長預測數字背後，實有許多要留心的風險，這與《經濟學人》以Woes（困境）、Women（女性領導人）、Wins（大型運動賽事）三個關鍵字為2016年定調的狀態甚為貼切，就是全球經濟在多重結構性問題纏身下，多數時候都將處在困境，而聯準會主席葉倫所做的決策，若希拉蕊勝選成為美國首位女總統，都將帶來深遠的意涵。在諸多結構性問題及不確定性下，僅有多個重量級運動賽事可為經濟或民眾心理帶來若干激勵。因此，各界切勿被預測數據的成長假象所惑，對2016年全球經濟仍應謹慎應對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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