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兩個是一對八零年代的戀人。初次約會，男子約女子來到中山堂，那時候的中山堂二樓有家簡餐餐館，女子在多年後的今日依舊記得餐館的豪華與精緻，只可惜男子當時沒有這樣的情懷，他們在中山堂，只屬於一種短暫的停留。
走過警局的街口，男子木訥地牽起女子的手，女子似乎還不太適應，握緊拳頭表達委婉，但男子輕柔地撥開那羞澀的手掌，讓兩人的指關節互相嵌入，像鎖匙，解開某種不語的答覆。
他們來到西門町，一家鵝肉米粉，男子叫了兩碗米粉、四分之一隻鵝，女子細算價錢，並望了望她的皮夾。男子全看在眼裡，但他沒說話，他心裡早已有了盤算，女子遠從澎湖而來，他的愉悅之情幾乎都能擺上十來桌的流水席，一碗鵝肉米粉對他來講，只是壓抑已久的澎湃的一絲宣洩。
女子是隻身來到台北的，在內湖的一間小公寓裡與人合租，這樣的景致其實男子也經歷過，當他在澎湖當兵時，也是一個人。女子住在馬公的眷村，在馬公的小禮品店打工，這裡是放假的軍人們的去處，老闆娘很有生意頭腦，總要女子與另一位女同事在假日時出來露露臉，順便賣幾個便宜的珊瑚，騙騙那些血氣方剛的義勇青年。
男子就是這樣認識女子的。
一封一封的情書，滿是比珊瑚要紅的辭彙，但女子在那些時日裡並不理會男子的熱烈追求。小禮品店的老闆娘總會想辦法跟軍官們應酬，並且想辦法讓女子有機會去他們軍方所辦的宴會，或許是想將女子當成活招牌，讓自己的禮品店絡繹不絕，但女子卻沒這樣的興致，每次的應酬唯一讓她感興趣的只有在衣櫃翻找衣著，試穿每套衣服、試戴每對耳環那樣女人的自信，一到宴會現場，虛應個幾句，跟幾個軍官跳一支舞，就搭車返家。
但男子不一樣，服役後回到台北，仍舊不忘澎湖的海風，他的文字依舊越過了石滬，來到馬公的女子家，依然是那些比珊瑚紅的辭彙。
西門町的霓虹燈的確螫眼，女子逛了一個鐘頭就想離去，男子仍硬拉著，帶她到了金石堂樓上的咖啡店，點了兩杯紅茶，坐著，在車水馬龍之上。
「搬家的時候我竟然把情書丟了。」女子笑著。
「我本來還打算要出書的，真是。」男子笑著。
二十年後同樣的街口，男子與女子的手逐漸鏽蝕，鎖匙也再也無法取出，但二十年來也沒想這樣做，他們就這樣漫步到對街的鵝肉米粉，在車水馬龍之間，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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