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凡一個人的行為改變，主要源自兩種力量的驅使，一為自己的不斷內省，另一則為他人施予的壓力。貧富差距一直是人類社會最複雜與困擾的問題，其中充滿了文明進步追求的價值爭議，更涵蓋了人性本質蘊藏的情緒對立。但不可否認的是，每當貧富問題嚴重惡化時，都會為人類社會帶來大變革，不論是在思想領域的發展上，或是在解決問題的實際行動上。近來，我們一方面看到美國民眾「占領華爾街」示威活動的益愈擴大蔓延，另一方面卻也同時看到類如巴菲特這樣的全球首富，公開表示願意主動繳納更多的稅負。面對這種反撲與反省並存的情境，不啻為貧富差距問題找到一個解決的新契機，其背後嚴肅的意義，我們不應輕忽，尤其是政府的政策反應與作為。
「占領華爾街」行動發起於9月17日的美國紐約，靈感的啟發係來自於今年的埃及革命，該期間民眾在開羅塔利爾廣場的集會與示威運動，終至達成推翻獨裁專制政權的民主勝利。只是，這次「占領華爾街」的訴求是社會公平與貧富差距問題，而抗議的對象則是貪婪無度的企業大亨。拜臉書等網路社群工具之賜，此一運動，不但迅速在美國遍地開花，更如響斯應地擴大為全球性的「占領」狂潮。台北也在日昨舉辦「占領101大樓」的活動，雖然實際到場群眾只有400多人，但已充分顯示台灣社會呼應國際新情勢的意願，並凸顯出台灣民眾對社會公平正義的相同渴望。可惜這次行動未及擴大串連各地市井小民與弱勢團體，以致聲勢不夠浩大，社會關注不足。期待下一次「占領凱達格蘭大道」的抗議活動，能引爆出更多的輿論焦點與壓力。
其實，這次占領運動的導火線應該追溯至前幾年的金融海嘯。金融海嘯的發生，讓世人覺醒到虛幻膨脹的金融工具，是多麼的邪惡，而由其所創造出來的假性泡沫榮景，又是多麼的脆弱。尤有甚者，政府為了搶救經濟危機，大量舉債，擴大支出，導致財政赤字連連，這些最後都是由全體民眾納稅來承受。更過分的是，為了避免引發系統性風險，政府不敢讓這些肆意囂張的金融機構倒閉，只好傾全力挹注資金，助其脫困，而這些也都是用社會大眾的納稅錢來支付。當全世界都在為他們捅出的樓子擦屁股之際，卻得知那些貪婪的金融業大亨仍然繼續坐領高薪，過著奢華的生活。「占領華爾街」就是要把這些躲在華爾街內的富豪揪出來，讓他們現出原形，逼他們跟世人道歉，促使他們為犯行付出應有的代價。
這個抗議行動或可說是窮人對富人的反撲，但其中卻具有難得的理性思維。參加示威抗議的民眾不是因為「仇富」的情緒而上街，而是針對那些把持政府、掌握權力，靠著虛幻複雜的財務工具發財，但卻把金融危機的苦果留給一般民眾承受的「壞富人」開刀。這項特色不但讓占領行動增添了「造反有理」的思辨空間，同時也促使了有良心的富人認真嚴肅的反躬自省。美國投資股神巴菲特繼其一貫主張，日前除公開呼籲美國政府應改革稅制提高富人課稅之外，更公布其去年共賺進6,280萬美元，但課稅所得則為3,980萬美元，他繳納了690萬美元的聯邦所得稅與15,300美元的社會安全捐，實質稅率為17.4％，比他的秘書與員工所繳的稅率都低。巴菲特不斷重申這樣的稅制，對富人過於寬容，造成稅制不公，力挺美國政府大力改革。或許巴菲特只是富人中的「極少數」，但畢竟他的聲望與地位不同於一般富人，有他登高一呼，典範效應不容小覷。
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Stiglitz，在今年5月的Vanity Fair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名為「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的文章。他殘酷地指出美國奉為立國精神象徵的「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如今已變成被社會極少數1％的人所控制與把持，對美國而言，這真是莫大的諷刺。1％頂端美國人的每年所得約占全部所得的25％，並且擁有全美國財富的40％。尤有甚者，這個趨勢還在繼續惡化中。Stiglitz更嚴厲地譴責「以經濟成長可以帶動所得分配平均」的謬論；他明確指出，過去10年這1％的人所得增加了18％，但那些中產家庭的所得卻反而下降。「A rising tide lifts all boats.」乃是一句騙人的神話，99％的民眾都變成被遺棄的犧牲者。這次占領行動凸顯的就是99％與1％之間的抗爭。
美國歐巴馬總統最近向國會提出整套「經濟成長與赤字減少方案」，其中特別呼應巴菲特的主張，決定開徵「富人稅」。雖然該案日前被參議院否決，但歐巴馬政府表示仍將繼續努力與國會協商，爭取通過的機會。任何租稅改革的推動都會遭遇反對的阻力與困難，尤其是政黨間的惡鬥，更是租稅公平的最大障礙與威脅。在美國，有99％民眾的奮起抗議，有1％富人的自覺反省，有諾貝爾經濟學家的鏗鏘諍言，更有政府堅持的改革動能。反觀我國近年也同樣面對租稅不公與貧富差距問題，但99％民眾的聲音，1％富人的勇氣，學者的春秋判筆，以及政府的專業決心等，何時才能整合與轉化成改革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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