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淑慧
長久以來，我以作為一個時節不惑者自居，端午不吃粽、中秋不烤肉，冬至以肉圓取代湯圓，透過這樣幼稚微渺的儀式化叛逆行徑無限延伸青春的年限。唯獨農曆春節，年獸就像好萊塢電影魔鬼終結者裡的天網系統，派出大批外表為血肉之軀，內在實則為冷酷的機器人化名為親疏不一的親朋好友，從考上什麼學校到交往什麼對象，從年終獎金多寡到婚姻是否美滿，從小到大，天網系統的龐大敵軍讓我對過年這件事情感到煩躁和沉重。
十幾歲的時候，長輩們最愛在兒女成績上較量，以考試排名臧否一個孩子的表現，以分數高低作為紅包發放的準則，向來視讀書為畏途的我，自然不是父母可以引以為傲的榜樣，於是，從除夕夜到開學的這段時間，我哀怨地懷著報復的心理偷偷看遍租書店裡的各款充滿情色和暴力的漫畫，墮落算是一種靜默的對抗，對抗那個年紀對於一切的力不從心。
二十幾歲的時候，同一批親朋好友持續關照，詢問密度最高的問題不外乎是工作待遇和年終獎金行情，這些人在話題窮盡的時候也會窺探起晚輩們的感情動向，當時我求職不順遂，又遭逢失戀，甚至因為太過沮喪導致賀爾蒙些許失調，我記得有一年的過年，我躲在房間裡為了臉上若隱若現的鬍髭感到羞愧不已。
三十歲的時候，親友團開始關心我何時生孕，之後再因是否添個二寶議題展開沒完沒了的道德勸說，一笑置之或正面回應都無法滿足這些人不知從何而來的殷切熱情。我懷孕時已是高齡產婦，再加上比實際年齡更加老化的子宮和卵巢，讓我必須依賴賀爾蒙藥劑挹注才能維持一個適合胎兒居住和成長的環境，整個孕期就像一場超馬賽程，漫長又無比艱辛。我要怎麼跟這些一年才見面一次的親朋好友解釋，添加二寶這類問題，之於我，永遠都不只是說說而已。
我記憶中的年味是如此的酸楚和苦澀，但其實在我生命中記憶外的最初那幾年，我父母告訴我，曾經有一個獨身的榮民老伯伯會在大年初一天未亮的大清早，輕敲我家的大門，從半掩的門縫塞給我父母一個紅包，用濃重的鄉音說：「給孩子過好年。」他總是在我父母來不及回應過來之前就急忙離開。老榮民後來因為工作因素搬離，而他在寂寥的異鄉，對一個毫無血緣關係的孩子那份真摯的祝福，在這歲末年終，當我在面對年節壓力所引發的身心不適時，我會試著為社會上的弱勢盡點棉薄之意，送個紅包給社會上的弱勢團體是我對那早已音訊杳然的善良老伯伯遙謝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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