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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台翔

兒子在一所公立學校念高一，這一天她接到學務主任打來的電話，說兒子週考作弊，原本是要記過的，由於事後態度「良好」，只記警告。

兒子回到家，說了事情的原委：週考時，導師發完考卷，就到走廊跟隔壁班的老師聊天，偶爾回來看一下。

20個選擇題，他有兩題沒有把握，先空著。一個同學交卷時，經過他旁邊，說：「有規則！」他看了看前後的答案，嗯，果然有！才寫好，就看到導師衝過來，說：「你作弊！跟我到辦公室！」

導師把他交給教官。教官說：「我會幫你！」然後拿出一張紙，要他寫悔過書，把整個事情的經過寫下來。他照實地寫了，但教官看了並不滿意，說：「這邊，還要再加一句：『我錯了，我很後悔。』」

隔天，她到學校找學務主任，說：「如果要懲處一個學生，得看他有沒有犯錯的事實。我國法律的精神是無罪推定，可是，教官的處理方式，是有罪推定；既不問發生了什麼事，也不著手去調查，而是要學生自白、寫悔過書。

一個人當然可以自白，說自己有什麼錯，但是，沒有任何法律要求人一定要自白，承認自己的錯誤。反倒是法律保障每一個人都有緘默權；他不用證明自己沒有犯罪，也不用承認自己有犯罪。

可是，站在孩子的立場來看，教官要你寫，你哪能不配合？何況，他還利誘：『我會幫你！』整個氛圍，孩子非寫不可。教官看了不滿意，再要求孩子照他的意思改。在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所做的自白、悔過書，最後卻被當作懲處的依據。事實上，就算是刑事上的自白，也不可以認為是有罪的唯一的依據。

自白書是當年白色恐怖時代的產物，是國家為他『濫殺無辜』脫罪的工具；『一個人都承認自己有罪了，別人還要幫他說什麼？』可是，現在是什麼年代了？校園中為什麼還有悔過書？如果，今天孩子被記警告，唯一依據的是這份悔過書，我認為非常不妥當。請校方慎重地考慮！」

就這樣，兒子沒有受到任何懲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