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決定放棄在美國紐約攻讀分子生物博士的學位，返回台灣重新開始的那一年，是我生命中黑暗的一年。我常覺得胸口疼痛，心情鬱悶，懷疑自己的選擇是不是錯了？原本可以在《聯合報》副刊當編輯，卻一心只在電影。我一方面去德國文化中心看德國新浪潮大師的電影，一方面替一些電影公司寫劇本。其中一個從香港來台灣尋求發展的大導演，很欣賞我擔任原著和編劇的電影《成功嶺上》，他找上我，要我天天去他下塌的旅館討論一個據他說中央電影公司已經答應要拍的劇本。
那賤貨就是褲頭鬆
有一天大導演的香港朋友約他在一家五星級飯店吃飯，他也邀我一起去。他們幾個老朋友在包廂內話匣子打開，聊的全是電影圈那些不足為外人道的八卦秘辛。一個失寵的女明星哭著抱怨說她輸給另外一個女人只是因為自己潔身自愛，除了拍電影其他的要求她都不答應。
「什麼要求？」我傻傻的問，全場大笑了起來。女明星繼續哭著說：「那個賤貨就是褲頭鬆。」我終於聽懂一點了。後來的話題全都是讓我目瞪口呆的內容，說誰誰誰在沙漠拍戲，性慾發作時和駱駝都可以玩。女明星喝醉了開始摔桌子上的盤子和碟子，飯店經理過來關切，大導演手一揮說：「沒有關係，讓她摔吧！我們是搞電影的，我們付得起錢。」那一刻我真想挖個洞躲進去。
鬧得差不多後他們才問起我的背景，當他們知道我才剛剛放棄美國攻讀分子生物博士，回到台灣想拍電影，女明星又哭了，她非常誠懇的勸我說：「年輕人，我看你一臉老實，是個讀書人。回去美國吧。去讀什麼都比拍電影好。這行業的複雜絕對不會是你能面對的。」
後來我替大導演寫的電影劇本不但沒有拍成電影，連劇本費都沒有拿到。於是我要求直接去見中影公司的明總經理，沒想到他立刻邀我加盟，並且要我負責中影的拍片計劃。
香港大導演不愧是能呼風喚雨的鬼才，不久後他果然在台灣掀起了賭片風潮。在台灣電影史上稱這段時期是「黑電影時代」，也正是兩年後「台灣新電影浪潮」興起前最黑暗的時代。
小野《青出於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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