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下午,我抓起新收到的會診單,趕忙離開精神科大樓。第一站是外科病房,評估器官捐贈者。
精神科醫師也能判腦死?當然不是。在台灣,捐器官的多是活人,也就是病人親屬。透過面談,我需確認捐贈流程告知完備,並留心「不樂之捐」。
病房門一推開,身形瘦小的女孩迎了上來。
「妳是精神科醫師嗎?護理站有交代,和妳談過才能出院。」
「要換肝的是我爸爸。」女孩盤坐病床上,回答提問的表情不太自然。
「怎麼啦?」
「沒什麼,我們很不熟……」
順勢切入家族史。女孩是殷實的傳統商家三房獨女,大伯父雖已接棒,祖父仍是一家之主。
要換肝才想到女兒好
「我是媽媽用淚水和奶水養大的。」女孩自有記憶,父親總是醉醺醺,母親默默流淚,8歲那一年,「爸爸開始住外頭的家」。
即便衣食無虞,女孩一上大學仍暗暗發誓要盡早自立,帶母親脫離苦海。不料,父親在她畢業前夕被外頭女人扔回來,千金散盡換得一身病。醫生告訴大家是「末期肝硬化,換肝才有救」。
「就這樣,我被爺爺叫進來住院。」女孩深吸口氣續說道:「如果可以說不,真不想為爸爸冒險……捐肝是大手術,我要怎麼了,誰來顧媽媽?」女孩曾委婉表示母親將來只能靠她了,立刻被祖父母扣上見死不救、不孝的帽子。
「說不恨爸爸太矯情,但也不至於詛咒他早死。」女孩又吸了口氣:「希望他能等腦死病人捐贈。」
她走後,換我為評估報告傷腦筋。左思右想,決定建議移植小組讓女孩再到精神科談談捐與不捐的利弊得失。
日後輾轉得知,故事在移植個案審查會議上揭露,小組成員群情激憤,為女孩抱不平。主席決定一肩扛起,會後以主治醫師身分,向那個喝酒喝到肝硬化的男人宣告:「你女兒肝太小,不適合捐給你。」
10年了,女孩沒回頭找我,我卻不時想起躲過「不樂之捐」的她,不知道過得好不好?
《人情絆 吳佳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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