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覺得台灣人總有對母娘信仰的狂熱，先是各地的迎媽祖，接著觀音娘娘登場。在信仰文化間，台灣人把母神當做集體尋找的「大母親」。
現實中真的有個「大母親」，孩子卻不一定感激。有位與我同世代的男性，在鄉下大家族成長，這個「大母親」角色是他祖母，他的祖父是入贅的，從小他就看見祖母張羅、決定全家族事務，日後他讀到馬奎斯《百年孤寂》裡的祖母易家蘭，驚呼：「她不就是我祖母嗎？」他還記得祖母罵祖父的模樣，祖父只好躲在外頭默默抽菸，還跟他說：「你千萬別入贅喔。」
但是，祖母的小孩，也就是他爸爸、姑姑、伯伯，一有自主生活能力，早早就離開老家，不願一直生活在大祖母的意志籠罩下。
張作驥導演的《當愛來的時候》也有個「大媽」角色，她或許是家中的大老婆、元配或展現大姊大性格的女當家。然而，在電影裡，當看來沒什麼出息的丈夫生病後，「大娘」整個人就崩潰了，反而需要「小二」來撐起家族門面。
從小體驗到一個支配性格強烈，越過男人作主（這名男人顯然是被視為弱勢的）的「大母親」，對孩子性格自有深遠影響。約翰史坦貝克的《憤怒的葡萄》的大媽裘德（Ma Joad），在經濟大恐慌時期撐起全家求生存的毅力，她的力量和精神全流在孩子的血液裡。世人將這種精神，當做美國家庭度過景氣蕭條的象徵。和大母親一同奮鬥度過貧窮的子女，對親情較具信心，也擁有較彈性的性別觀念。
然而，正如桃樂絲‧迪諾史坦在《美人魚和牛頭人》所形容的，「大母親的意志超級強勢，孩子最先從她學到必須服從，甚至會遭到處罰以順服她：她同時兼有威嚴和愛，也是孩子今生首先想去取悅之人。」
我認識許多人，包括我的表親告訴我，當他們逃離媽媽，不再為取悅媽媽而順服後，就是他們獲得自主的時候，譬如不願接受媽媽看中的婚姻對象，寧可自由戀愛，搬得遠遠的。那個逃離、反抗的過程，對母子來說，後來都可能是兩敗俱傷。
但是在信仰裡，人們卻塑造出母親般的女神，設想沒有條件、不求回報、聞聲救苦、溫柔慈悲的母親，必定只有在神格或菩薩果位裡才能尋得。母神無言，默默聽著人們呼求她的名號，或許，這是人們所能想像的，最理想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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