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亦絢
最近在讀俄國作家迦爾洵的《紅花集》，裡頭有個故事叫〈信號〉。看完後，剛好瞥到成功大學南榕廣場命名事件的爭議，我就想把〈信號〉這個故事，拿來說一說。
〈信號〉的主人翁叫做謝明，是個鐵道管理員，他在工作時配備有紅旗、綠旗以及許多確保鐵軌安全的工具。紅旗的作用，就是在危險時，可以對著火車揮舞，好讓火車緊急剎車。有天，下班時間，謝明去樹林裡砍樹枝，打算做些小吹笛，貼補家用。
但就在他的歸途，他發現他的同事瓦西里，竟在撬鐵軌，鐵軌撬掉了一截，火車準要出軌了。謝明先是去追瓦西里，想追到他便有工具，可把鐵軌接回去，但他追不上瓦西里。所以他就想，跑回去拿自己的工具。但是跑到一半，他就估計時間不夠用；他身上既沒有可使鐵軌歸位的工具，也沒有可以對火車駕駛示警的紅旗。眼看著火車就要來臨，眾多人命將要傷亡，謝明在沒辦法中想出的辦法就是，在帽子上撕下一塊布，用砍樹的小刀在自己手臂上畫個口子，這樣自己的血就可以染紅布條做成紅旗，使火車在未達出軌處之前就停下。〈記號〉的故事沒停在這，有興趣的人可以自己去讀。但我要停在這，為的是這個自殘染旗的舉動，與鄭南榕的自焚有點相關。
在自己手臂上畫口子，三歲小孩也知道這不是什麼美事；就像自焚本身當然不足取。然而就像不能單單只看謝明讓自己流血，不看少了一截鐵軌的軌道，不看未來可能大量死亡的來車，就說謝明這人瘋瘋的，不愛惜性命；同樣道理，我們當然也不能看「鄭南榕自焚」這事，像是一個人閒來無事以烈火燒死自己，忽略了「有問題的軌道」，與「渾若無事只知隆隆向前的火車」。無論謝明或是鄭南榕，一定都有人能以「捨身取義」這樣偉大的角度來詮釋。但我對偉大的興趣比較弱，所以我不打算做這樣的工作。
除了把這兩人放在一個寬廣的、捍衛更高價值的脈絡來看之外，我更難以忘懷的是，這兩者另有其燦爛的渺小之處。這個「燦爛的渺小」，就是無關乎後世的褒貶評價，就只是一個人在現場，根據他的經驗與思考，不得不然的立即行動──這是一種高度的自我實現──這是非常個人的，不是自私的那種個人主義，而是像藝術或科學發明活動要求有所進展的那種孤獨，在那種孤獨中，人們達到完整有意義的「個人投入」。鄭南榕的作為是什麼？這是一個人對自己的嚴格自我要求。他抗議的固然是所有人生活其中的高壓統治，但他要求有所作為的，只有他自己。謝明的紅旗可能沒用，火車駕駛可能仍然來不及剎車，如果沒有見證者，謝明也可能變成一個，明明不是火車乘客，卻在現場流血過多死亡的奇怪人士；做為一個雜誌編輯與出版人，鄭南榕是在言論自由的第一線，就算比謝明多些見證者的可能，但如果見證者凋零或缺乏發聲管道，這種在現實中並沒有強大組織後援的個人行為，是可能完全被扭曲或遺忘的。在一個相對正常的政治環境中，出版扮演的就像紅旗一樣的功能，我們確實可以要求社會成員，以更輕柔的手法來抗爭；但是在當年，就連出版本身都被殘暴地箝制，甚至會使人入罪，鄭南榕所代表的，就像沒有紅旗在手，又發現軌道有鬼的鐵道管理員。
儘管當年鄭南榕出殯時，被譽為可與蔣渭水葬禮相提並論的浩大，但別忘了，就在他過世不久，仍然發生以涉嫌叛亂逮捕學生的「獨台會事件」：想想那對思考與生存自由來說，是什麼樣的空氣──或更準確來說，是什麼樣的窒息吧！鄭南榕胞弟的說法非常有意思，他說鄭南榕做為編輯，他是死在工作崗位上──這就像鐵道管理員謝明，他的工作或人生，不是只有在他手上有紅旗時，他才舉起紅旗。而這一點，難道，不也是我們每個人，會對自己人生有的小小期許？我想，這，也是我們該有的「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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