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本在二二八公園流浪，因兒時得腦膜炎留下癲癇的後遺症，這裡到台大醫院拿藥比較方便。但警察常刁難我，剛開始說我不能躺著睡，10點多我要睡了，又說我太早睡；待我等到凌晨1、2點想睡了，又找麻煩說不能這麼早睡。他們也禁止我在公園放家當，我的手機、朋友聯絡方式都被沒收了，他後來都否認，也統統拿不回來。
最難應付的是警察
3年前，我被那邊的警察趕過來台北車站，他們說台北車站可以睡，還有空調，我就來到台北車站。剛來，車站大廳還能睡，後來椅子拔掉，大廳不能睡了，我改去睡停車場，可是不久停車場也在趕人。現在，每天凌晨零時40分最後一班火車到達後，車站大門就拉起來，清晨4點才開門，所以我只能睡車站外牆邊。最近，他們又貼紙條說，不能在這裡放東西，感覺就是針對我們遊民，但我行李沒地方放，怕被清掉，我只好買鏈條鎖住，每天呆坐在這守著。
就四季的衣服，人家給的我就留下；最重要是癲癇的藥。其實這只有3個行李箱是我的，其他是另個街友的，他去發傳單了，我幫他看著。這車站外的地是台鐵、公園路燈管理處跟誠品的，台鐵跟公燈處都不讓我們放，誠品也拉起封鎖線，我們毫無立錐之地。那天覺得這是要怎麼活下去，就多吃了點癲癇藥，被路人發現送急診。
我媽是人家的後母，我爸娶她生下我後，又結識一個酒家女，他就用我媽跟我很差勁當藉口，跟我媽分開。媽賣衣服賺得不多，就常叫我去跟我爸要錢，所以從小我就備受父親家族的人的奚落。
考上台中二中後，我一直想念醫學系希望日後功成名就，但爸不讓我讀書。我後來當家教教國高中生英數理化，22歲我媽要我結婚，我原本還想考醫學系，但不可能了。那時我讓不少學生考上好學校，收入不錯，但民國85年阿扁弄免試升學，我的學生越來越少，但我又苦撐10年。收入越來越少，我開始跟銀行借錢，民國96年，我看分類廣告開始找工作，但每家工廠都寫著「限外勞」，最後我繳不出房租被房東趕出去。
她聽我家族親人說跟我離婚，她中風的哥哥才會好，我僵持了幾年不願離，但是看自己收入越來越少，最後也只好簽字。我不怪她，她心地善良，而我收入少幫不了她。離婚後，我委託我媽給一個老人院照顧，後來付不出錢，有次從警察口中得知，媽被送去慈濟義務照顧，我也不知道她現在怎樣。
在這偶爾有黑社會份子跟我們敲詐，但這是公共場所，堅持不理會還是能逃過，最難應付的是車站行政人員跟警察，他們都說，這裡的法律是他定的，他們有公權力，好像不希望我們活在世上。可是我們是人，有人權，每次我都對警察大吼大叫，因為我知道他們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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