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大導演李行在別人建議下找上了我,希望我能擔任他下一部電影的編劇,對年輕電影工作者而言,這簡直是天上掉下來的運氣,更是千載難逢更上層樓進入電影界主流的好機會。
剛剛才以《小城故事》拿下金馬獎最佳影片的李行導演在當時是台灣的天王大導演,偏偏遇到處於人生混亂期的我。我在這一年當了爸爸,申請到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的助教獎學金,正準備出國攻讀分子生物學的博士學位。當時在陽明醫學院除了要帶醫學院的學生做實驗,也跟著教授做肝癌方面的研究計劃。我捨不得放棄和李行導演合作的機會,於是常常在身心俱疲下,和李行討論劇本。延續《小城故事》叫好叫座的模式,我想出一個「早安台北」的構想,描述一個喜歡音樂的大學生偷偷辦了休學,想成為民歌手的故事,《早安台北》是一個廣播節目的名字。
劇本被批不認真
衝突終於發生在我用醫學院的考試紙完成電影分場大綱之後。李行導演拿到分場大綱,氣得打電話到醫學院給我,他的火爆脾氣如火山爆發,但是他萬萬沒有想到我不是他想像中那種可以隨便被罵的電影後輩,我立刻飆罵回去,這一罵反而讓他傻了一下。
他忽然很幽默的說:「吵架不要在電話上吵,我們看不到彼此表情,沒有畫面。你下山來,要吵架也要面對面的吵。不服氣動動手也痛快。」「聲音和畫面分離也是一種電影語言。」被他這一說,我也幽默了起來,我立刻下山。李行導演表達他非常憤怒是我用醫學院考試紙寫電影劇本,不專業不認真,他拿出他長期合作的編劇張永祥先生的劇本手稿:「你看看,人家一筆一畫每個字都像刻的,沒有一個字塗改過。你們年輕人怎麼搞的,字寫得亂七八糟像鬼畫符,隨便找張紙就寫。你乾脆把工作辭掉,專心寫劇本,你不能什麼都要!」這番話完全勾起了我成長中被壓抑的羞辱,因為爸爸常常嫌我的字太醜要我重覆罰寫。被踩到了痛處,我堅持不再寫了,沒有任何再討論的空間。
談判破局,李行找來他的副導演侯孝賢收拾殘局,侯孝賢到永和永貞路來找我聊劇本構想,他接手編劇,其實在這方面他才是我的啟蒙者。
《早安台北》後來得到那一年(1979)金馬獎最佳影片,李行上台領獎時激動的高舉金馬獎座說:「這是公平的!」這句話成了後來許多上台得獎者模仿的經典句子。
我在紐約繞了一圈後又回到台北,正式投入電影界,李行導演遇到我的第一句話便是:「你終於聽我的話回來專心拍電影了?哈哈,這樣就對了。」
多年之後我去參加李行導演的回顧展,在玻璃櫃中赫然發現了自己當年用考試紙寫下的《早安台北》的分場大綱,原來他不但沒有丟在垃圾桶,反而很小心的保存著。就在那一瞬間,我心裡默默的對導演說:「真是對不起啊,當年那麼年輕氣盛。你說的很對,我不能什麼都要。」
《青出於藍 小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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