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少在這樣的時間走進中山堂，甚至以為中山堂平日大門深鎖，要從側門進入。
我從來沒有走進堡壘廳，我好像不屬於台北的藝文圈，就像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曾經是文藝青年，或是追尋歐洲電影大師的影痴。或許正是因為這樣格格不入的距離感，使我游走在文藝、影視工作環境時，有一種出奇的冷靜，可以不帶任何情緒的做出判斷、選擇和決定。下班後我準時回家吃飯陪伴家人，婉拒所有影視圈習以為常的夜生活。這樣近於冷漠平淡的態度，往往給身邊的朋友一種錯覺，猜不透我到底是站在那一邊，是不是和他們同一國。
有個常常和年輕導演們混夜生活的記者，一直以為看起來嚴肅呆板的我必然是個保守官僚，一個阻礙進步的人。還好吳念真改變了對方的觀念：「在一個壓抑的環境中長大的人，外表和內在是不同的。他對文化或社會的改革性，比那些外表上很前進的人還前進。」許多年之後我們一群老朋友走上街頭進行體制外抗爭時，用了一個抗爭模式是「溫柔堅定」，在體制內改革可能要多了更複雜而巧妙的迂迴戰術。
對我的欣賞超過父親
原來中山堂早就是一幢正門大大敞開，歡迎任何人走進來的古蹟了，這樣自由自在的社會氣氛大約是整個社會花了半世紀的時間慢慢走到的。我坐在堡壘廳等待一個人，他已經離開人世了。是他引領我進入一個不曾想像過的戰場，我們躲在那個堅固的堡壘中並肩作戰，直到他被迫離開堡壘後，我和我的夥伴們繼續蹲在堡壘內奮戰不懈。他走之後我有一種失去父親般的落寞。也許我曾經陪伴父親打過一場對抗貧窮的戰爭，我們把家庭變成了工廠，從借債度日到收支平衡。可是當我長大成人，開始對壓迫者作出反抗時，父親便退縮了，甚至想要和我劃清界線。明總經理對我的信任和欣賞超過父親，也許父親的角色阻礙了他全然接受自己的孩子吧？明總經理滿足了我想和父親並肩對抗壓迫者的渴望。
我努力思索著等下當負責撰寫明總經理傳記的年輕作家出現時，我要如何精準的描述這個戰場的指揮官？也許從他當年在國共內戰時，從固守的堡壘出來面對勸降者，身懷子彈上膛的雙槍，打算同歸於盡的那一幕說起吧。永不屈服。永不放棄。是他後來教會我的事。《寂靜的堡壘2》
《青出於藍 小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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